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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Vol. 32 Issue (3): 9-16  DOI: 10.3969/j.issn.1673-8268.2020.0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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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超。制度的优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制刍论[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2(3): 9-16. DOI: 10.3969/j.issn.1673-8268.2020.03.002. [复制中文]
LIU Huachao. Optimizing the System: The Paradox of the Creation of China's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0, 32(3): 9-16. DOI: 10.3969/j.issn.1673-8268.2020.03.002. [复制英文]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19JZD005);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升研究(18BDCJ02);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18RWZD18)

作者简介

刘华超(1985-),男,河南淮阳人,信阳师范学院讲师,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党的建设、政治政党比较研究。

文章历史

收稿日期: 2019-10-08
修订日期: 2019-12-06
制度的优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制刍论
刘华超1,2     
1. 山东大学,山东 青岛 266000;
2. 信阳师范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特色政党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和政党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深深根植于天下为公、兼容并蓄、共融共生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之中,有着与西方政党制度完全不一样的发展理路。其理论依托是人民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协同发展,价值所在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内在要求是建构和合的党际相互关系,效能体现是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新时代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大论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展现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作出全面部署,是对世界政党政治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贡献。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    政治制度    中国政党政治    

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引领国家民族发展,主导经济社会现代化建设。政党制度是在政党政治这种新型政治形态中对政党地位、政党结构及政党活动规范的总称[1]。同时,它也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担负着国家政治制度运行的责任,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标志性内涵”[2]。当前,主导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西方主流政党制度,正面临着深刻危机与严峻挑战。在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下,选举型民主正在面临着右翼势力崛起和民粹化日益凸显的倾向,西方以自由民主为标榜的普世价值的普适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纵观国际政党政治发展局势、实践运行状态,并在高度总结我国政党政治实践发展经验和旧式政党制度弊端与失败教训的基础上,顺势而为,适时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的重大论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根植于中国和合与共、共融共生的深厚传统文化土壤之中,积极回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为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展现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和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对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全面部署。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民族民主国家建设现代化过程中优选而形成的特色政党制度,可以有力驳斥对中国政党政治发展道路选择的偏见和误解,是对世界政党政治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贡献和积极创制。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制的历史必然与逻辑遵循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不断创新发展着的、科学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理论为理论支撑,深深根植于天下为公、兼容并蓄、共融共生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之中,有着与西方政党制度完全不一样的发展理路,是中国政治的伟大创造。因此,仅仅依靠既有的西方政党理论话语体系和政党制度分析框架,已不足以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与研判。

(一)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内涵与内在政治逻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3]。中国政党制度的“新”就其理论内涵来讲,归结起来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概括指出的三个“新”和三个“有效避免”。它连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制度载体和制度基石,体现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广泛民主和高度集中的统一、根本利益一致性和具体利益多样性的统一、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统一。”[4]这也就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类型学意义上区别于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的根本内蕴之所在。这种区别主要是由西方政党和中国政党在国家转型、现代国家建构中面临的基础和任务的根本不同所造成的。西方国家政党面临的是如何使高度的分散性整合为一体化,中国政党面临的则是如何使传统的大一统国家在现代化转型中延续为一体化的现代国家,仅此一点,就足以决定中国的国家转型与现代制度建构的逻辑,无论如何不能基于来自西方的逻辑,而必须充分把握自己的逻辑,走自己的路[5]。因此,中国政党和中国政党制度的产生发展就必须要充分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运行逻辑。这就要求,中国政党制度必须首先要体现中国政治运作逻辑和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国家建构的需要。

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国家建设面临着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建设的双重任务。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建设二者在逻辑上存在着继承的关系,但是在时空上却不具有明显的分界。能否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决定着中国政党和政治制度的兴衰成败。民国初年多党制、两党制建国实践的失败,南京政府时期“以党建国”实践的失败,都说明了中国政党制度选择的错位。直至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才有效化解了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建设的双重维度张力。“面对西方政党制度所包含的合法性资源, 根据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即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它超越了作为‘部分’的政党与作为‘整体’的政党间的组织鸿沟,化解了基于政党的组织冲突。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保证了民族国家建设对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与控制;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 解决了基于民主的社会参与问题。”[6]按照意大利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关于政党体制的分类:“部分”的政党包括两党制、主导多党制、温和多党制和极化多党制,“整体”的政党是指一党制、霸权党制。与西方的政党制度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是遵循中国政治内在运行逻辑的、经长期历史实践验证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政党制度,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内蕴普遍价值。

(二)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积极回应

对于制度的效能以及制度与社会的关系,梁启超有过这样的经典论述:“制度者,社会之产物也。制度之为用,虽时或可以匡正社会状态之一部分,然万不能离社会以创制度,更不能责制度以造社会。”[7]因此,判定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否合理高效,关键要看这个政党制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该国政党政治发展的现实需求,而不能把是否推行了竞争选举来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具体来说就是要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八个能否”[8]287的评判标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内蕴“领导”“协商”与“合作”三大价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优势所在;民主“协商”彰显的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特有的运行方式和途径;多党“合作”体现的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全过程。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设计上,体现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始终支持和鼓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发挥民主选举职能、扩大政治参与、保障人民群众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始终支持和鼓励各党派就重大决策、重要领导人选等,在决定之前通过各级政治协商会议进行充分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就是通过制度安排和机制渠道,实现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最大同心圆’的民主目的”[9]。这与近年来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造成的政党恶斗、相互倾轧、固执己见、排除异己、社会撕裂、族群冲突、政治动荡、社会失序的弊端形成了鲜明对比。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我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发展态势,新兴社会组织和新兴经济组织层出不穷,分工越来越精细化,职业岗位供给和需要越来越精准化,利益诉求越来越多元多样多层化。不同的利益诉求,需要不同的利益表达渠道,否则就会造成政治参与失序和改革发展混乱。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开放性、包容性、广泛性完全可以满足不同利益群体、不同职业群体、不同社会阶层民众的参与诉求。概而言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一元多体”的政党制度模式,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政治发展需要,是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化利益主体进行有序、规范、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保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积极回应,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发展完善。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的优势比较 (一)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所在

从政党的起源来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确立的过程中,社会不断分化,各社会阶级、阶层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不断加剧,为了能够实现自由竞争、优化利益分配、平抑利益冲突、凝聚不同社会利益,政党作为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组织便应运而生。从政党产生之日起,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就是政党这一政治组织的基本功能。由于各社会阶层、阶级和利益集团的需求不同,不同类型的政党只能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和社会利益集团的利益。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任何意义上的“全民党”。历史上苏联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曾在理论上、政治上宣称共产党是“全民党”,但从实际运行效果来看,这带来的不是有效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相反,却是执政党权力的异化和社会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僵化、利益表达渠道的阻塞。历史上西方的极右翼政党制度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所施行的一党制中,政党也只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或寡头及少数军人的利益。西方国家施行的竞争型政党制度,由于受单名选区制(遵循“赢者全得”选举规则)、比例代表制(遵循“简单多数”选举规则)等选举制度的限制,往往使社会弱势群体或亚群体的利益遭到漠视和忽略,许多小党弱党也大都会沦为“讲坛式政党”,难以对政治过程形成有效的影响力。与一党制和西方竞争型的两党制、多党制完全不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依托于爱国统一战线组织,运用特有的协商民主机制,协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内蕴的选举民主机制,在政治领域认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仅就制度的利益代表和利益聚合功能而言,中国共产党以其特有的“人民性”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10]。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了所联系的各界别、各阶层、各群体、各界人士的利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即是对扩大有序政治参与、提升利益代表和利益聚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规定和制度保障。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即是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完善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11]。而这项制度安排的根本实质就是要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协商民主建设,以其广泛、持久、真实的利益代表和利益聚合功能,开展广泛、多层、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维护多数人的利益,保护少数人的合理诉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3]

(二) 建构和合的党际相互关系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在要求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发轫于抗日民族战争时期,定形于解放战争后期,巩固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展完善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新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党和执政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参政党,“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完善了立于中国传统和合文化基础之上的新型政党关系。“和”指和谐稳定、和衷共济、风雨同舟、肝胆相照;“合”为团结协助、荣辱与共、生死相依、合作共赢。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体系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和长期执政地位不断得以巩固维护,在紧密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基础上,凝聚共识、戮力同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秉持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众人的事众人商量的社会主义协商原则[12],“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想办成而没有办成的大事”[13]。同时,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充分利用人民政协这个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的优势,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有效地实现了辅助执政党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大战略规划,充分发挥了作为参政党的作用和职能。在新型政党制度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各党派参政,中国共产党领导、各党派合作,中国共产党与各党派和衷共济、荣辱与共、团结协助、肝胆相照、相互依存、相互监督的新型党际关系,为国家政治生活注入了生机活力和持久合力,实现了国家政治社会发展的长期和谐稳定和改革发展的持续深化。中国新型政党关系有效避免了一党制下禁止政党竞争、权力滥用、缺乏有效外部监督的弊端,有效避免了西方两党制、多党制下各政党轮流坐庄、相互攻讦、恶性竞争、相互拆台、为反对而反对、政策短视、“党”走政息的弊端。

(三) 促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体现

一个国家政党制度是否具有先进性和优越性,主要是靠政党制度在国家实际政治运行过程中的实践效能来体现,尤其要靠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来判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能够促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新型政党制度。一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结构上体现的是执政和领导核心的一元性、参政和合作主体多元性的有机组合。这种一体多元的政党制度结构,决定了执政党必须自觉接受监督,始终以自己的先进性在重大决策过程中起到集中统一的决定性作用,高效决策、科学决策;决定了参政党必须积极有效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职能,充分发挥人才优势、智力优势、联系优势,及时发现和弥补执政党在决策过程中的失误和不足,共同决策、民主决策。二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执政党作为人民根本利益的广泛代表性和参政党作为群体界别特殊利益代表性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着最广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各民主党派代表着各自所联系的各阶层、各团体、各界别和各群体的特殊利益。各党相互监督、通力合作、协同发展,通过有效的利益表达把广泛的利益诉求输入到国家决策过程,并通过更好地凝聚共识、有效地利益聚合,使之体现于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各项决策当中,从而保证了决策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根本要求。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相比,一党制由于执政党在决策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或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渠道,往往会使决策仅仅体现统治集团的利益,而不能体现人民的利益。两党制和多党制由于受竞争性政治选举制度的制约,国家政策和施政过程通常体现的是党派自身利益和特殊阶级阶层利益,以及局部选区和资本金融集团的利益,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之中就难以避免社会的激烈内斗和分裂。比较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的社会撕裂”[3]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世界政党制度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贡献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富有特色的思想理论气质、广泛的利益代表性、和合的党际相互关系、高效的制度决策功能,已然为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特别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政党政治发展,提供了一种完全区别于西方政党制度的新型政党制度,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孙中山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个认识到政党和政党政治对现代化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人。1905年,他领导建立了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政党——中国同盟会。他说:“民主之国有政党,则能保持民权自由,治一致而无乱。君主之国有政党,亦能保持国家秩序,监察政府之举动。若无政党,则民权不能发达,不能保持国家,亦不能谋人民之幸福,民受其毒,国受其害。是故无政党之国,国家有腐败,民权有失败之患。”[14]但是清末民初中国简单模仿、复制、照搬西方政党制度所带来的政党政治乱象和弊端,使孙中山逐渐清晰地认识到,中国政党与西方政党担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迥然相异,在中国必须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来领导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基于此,孙中山果断放弃了欧美政党制度模式,毅然决然选择了苏俄的一党制政党制度模式。孙中山积极推进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希望能够建设内部集中统一的、强有力的现代政党。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孙中山的不幸早逝,他的设想并未实现。国民党自建立之初一直到败退台湾,始终未能实现党内的统一和社会的有机整合。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国民党的失败在所难免。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结合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需要,顺势而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理论中国化,改国民党倡导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段论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历时百年,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三大阶段,积极汲取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文明成果,创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政党制度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一是从实践创制层面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生发展必须要追溯到近代以来中国政党政治的发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组织基础、指导思想、价值取向、发展路径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和飞跃。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建党模式虽然共同源于苏联一党制的建党模式,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与时俱进的品质,促使国共两党选择了不同的政党制度发展方式和民主政权建构类型。从大革命开始,联合一切力量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初心所在,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新民主主义时期关于“三三制”统一战线民主政权建构的尝试,为1949年9月21日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创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由此看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得以在中国生根发芽、茁长成长、根深叶茂绝非凭空而来,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百年政治探索和政治历史实践的题中之义与必然结果。

二是从理论的创制层面来看,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早期对新型政党制度形成发展都有过许多经典的论述。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曾明确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并非一党一派的私事”,“共产党员自始至终都只是人民中的少数,没有绝大多数人民了解我党主张,真心实意地愿与我党合作,我党主张便无从实现”[15]。所以,“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16]。就政权问题,毛泽东说:“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17]对此,周恩来也强调指出:“任何一个大党不应以绝对多数去压倒人家,而要容纳各方,以自己的主张取得胜利。”[18]“党派的存在与否,不取决于任何政党或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客观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单是有了历史发展的有利条件并不能解决问题,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在于党的政策。党的领导正确,才能使历史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变为现实。”[19]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各民主党派存在的阶级基础、经济基础都已不再存在,对于是否保留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毛泽东的看法是,“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20]34。因为,“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20]35。自此以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成为了相当一段时期内处理我国政党关系的基本准则。虽然在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建构遭遇了重大挫折,但是它为1978年改革开放新时期新型政党制度的恢复发展和不断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层面所呈现的治理效能,与西方国家政党制度下国家治理的普遍低效形成了鲜明对照。究其原因在于,西方政党制度当前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和挑战之中。

(二) 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正在面临着严峻的问题和挑战

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依托于基督教文明强调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追求,促进了欧美国家的崛起和兴盛,也是迄今为止西方中心论得以甚嚣尘上的原因之所在。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服务于选举民主的需要,制度创制的初衷在于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以及对个人自由权利的倡导和保障,这些都是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的价值所在,值得予以借鉴和肯定。但是,制度理论设计和制度实际运行之间的巨大差距,给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下,右翼政党势力逐渐崛起,西方民主政治的民粹化倾向日益增强。再加上选举过程中金钱政治和决策低效的事实,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和政党政治为人诟病不断。当前,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的功能正在严重蜕化,政党政治变成了选举政治, 议会民主变成了富人游戏、钱袋民主和座次民主[21]。以美国为例,近年来美国总统大选和中期选举经费逐年递增。如2012年总统大选花费首次突破20亿美元[22];2014年中期选举花费36.7亿美元[23];2016年总统大选花费为26.5亿美元,选举花费总支出高达68亿美元[24];2018年中期选举花费再次打破以往记录,超过了50亿美元[25]。恩格斯早就曾对此批评指出:“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个搭档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26]同时,由于在两党制和多党制下有影子内阁存在,虽然他们对执政党能够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但对执政党制定的政策策略,更多的是为反对而反对,推诿拖延、相互掣肘,若议会内部各党派之间或总统与议会之间不能达成共识,政府停摆便是正常现象。如美国自1976年以来,政府停摆已达21次,仅2016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停摆就已达3次[27]。无独有偶,2010年比利时大选过后, 由于议会内各党派多次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致使比利时无政府状态持续达541天[28]。另外,从西亚、北非一些国家引入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模式所带来的后果及其影响来看,竞争型政党制度模式弊端已使这些国家深受其害。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引起的社会冲突,使西方引以为豪的选举民主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29]。这足以证明,传统政党制度标榜的普世民主价值关怀,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因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们要解决的问题的”[8]293。那些在竞争型政党下,“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8]296

(三)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开创了人民民主与协商民主协同发展的新模式

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产生,都建立在特有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之上,这些独特的经济和文化基础,构成了解释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得以成立及其运行的意识形态理论基础。政党制度作为一国政治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必然要有与之配套的意识形态理论作为支撑。纵观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历程,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一直是政党政治的价值目标所在和政党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的内在动力之源。历史上西方那些公然反对施行民主政治、倡导独裁专制、违背历史潮流的极右翼政党(法西斯主义政党)制度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施行的一党专制政治制度,是注定要失败和被历史所抛弃的。苏联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社会主义一党制,建立在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片面、狭隘和僵化的理解基础之上,根本无法解释无产阶级专政与国家公权力之间的矛盾冲突,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亦使社会主义国家一党制走向历史的终结。西方以英美两党制和欧洲多党制为主体的竞争型政党制度,以个人主义和财产私有为社会和经济基础,建构在自由民主、选举民主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无论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自由参加选举竞争只是民主形式,而非民主本质。近年来西方国家的竞争型政党制度逐渐被政治选举的强力所扭曲。选民在大选之时只能用选票决定由那个政党或政团联盟上台执政,而不能解决政党利益分化、政府无能无力、国家社会发展缺少目标等重大问题。2016年美国大选乱象、美国政府的21次“停摆”、2010年以后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都是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决策低效和功能蜕化的充分反映。与竞争型政党制度不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开创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协同发展的新模式。“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实质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深深嵌入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全过程。”[30]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既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和政党体系中的执政和领导地位,体现了集中统一的政权组织领导原则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同时,又强调有事好商量、有事多商量、有事会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通过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等方式,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找出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支持和保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充分开展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政治协商,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广泛、多元、制度化发展。70年来,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把人民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特点,也是区别于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的根本所在,为世界民主政治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模式、中国选择和中国方案。路易吉·甘巴尔代认为:“在我看来,中国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政治制度的突出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其他政党,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出务实而长远的发展规划,并且一道为实现远大目标而奋斗。这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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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ing the System: The Paradox of the Creation of China's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LIU Huachao1,2     
1. Shandong University, Qingdao 266000, China;
2.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Abstrac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is the inherent logic of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part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upported by Marxist party theory, it is deeply rooted in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such as public service, inclusiveness and coexistence. It ha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development philosophy from the Western Party system. Its theoretical support i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eople's democracy and consultative democracy. Its value lies in representing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people. Its inner requirement is the inter-party relationship of construction and integration. And its effectiveness is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and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The new era puts forward the major conclusions of China's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the important decision made by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to uphold and improve China's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and demonstrate the advantages of China's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which are the major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world.
Keywords: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political system    party politics of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