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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Vol. 32 Issue (3): 25-33  DOI: 10.3969/j.issn.1673-8268.2020.0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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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曦。西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三种逻辑——兼论对我国进一步研究的启示[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2(3): 25-33. DOI: 10.3969/j.issn.1673-8268.2020.03.004. [复制中文]
TIAN Xi. Three Kinds of Logic in the Study of Marx's Theory of Economic Crisis: On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Study of China[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0, 32(3): 25-33. DOI: 10.3969/j.issn.1673-8268.2020.03.004. [复制英文]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研究(18BKS087)

作者简介

田曦(1992-),女,土家族,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研究。

文章历史

收稿日期: 2019-10-22
西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三种逻辑——兼论对我国进一步研究的启示
田曦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1
摘要:梳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逻辑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基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主要呈现出三种路径:第一种是病因学解释,即单一论与多因论之争中的解读路径;第二种是思想史深描,即还原马克思本人危机思想发展的语境化路径;第三种是从多领域拓展,即多维度理解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路径。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什么”的探寻铺开了一条争论之路,引发了关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如何发展”的回溯,纵向上有利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深化。但更重要的是,追问“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在当代应往何处去”,这为我国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启示。①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指的是马克思本人对于经济危机问题的根本观点和基本原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被包含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当中,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早期阶段。本文所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不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危机理论,也包括马克思之后沿袭马克思主义价值旨趣、使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和概念语言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做出的批判性表述。借鉴顾海良对“马克思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区分,可以认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理论基础(渊源),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理论流域。(参见顾海良:《百年论争——20世纪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述要》,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V页)
关键词马克思    经济危机理论    逻辑    研究前瞻    

危机理论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关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相对薄弱。历史上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认识分析不仅是学术上的争吵,而且也构成了社会主义运动和实践的重要部分。要想使马克思主义被真正当成无产阶级的武器而非成为资本的工具为资本主义“提供指导”,澄清理论上的相关争论势在必行。而从逻辑上梳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不同路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诠释和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有益于我们在继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态度的同时,揭开争论背后的迷雾,也有利于让理论走进时代,解释我们的困惑,剖析我们的生活。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病因学解释

① 在医学中,病因指外界客观存在的生物的、物理的、化学的、社会的等有害因素,或者人体本身的心理及遗传的缺陷,当其作用于人体,便引起疾病效应者。相应地,病因学就是研究致病因素如何侵袭人体,在内外环境的综合作用下,如何引起人体发病,研究发病机制的科学。此处借用病因学概念,指代马克思之后关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究竟是一个还是多个”的争论中,把作为危机根本原因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具体化,探寻危机的直接导因的做法。

危机如何形成,如何理解危机的形成至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有争议的问题”[1]23。在关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中,不同类型的危机理论之争成为热点,这一争论的轮廓,是由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零散论述所规定的。马克思之后的学者们在解读马克思文本的基础上,从马克思关于危机的探讨中选择一种“成份”,对马克思著作中分析经济危机的因素作了不同阐释。他们各抒己见地寻求危机的主因,逐渐形成了单因论和多因论的解释思路。单因论之下呈现出“多元”分析的倾向,包括消费不足论、比例失调论、利润率下降趋势的一般规律等流派。

② 正如阿特韦尔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多元论者和一元论者:一些理论家认为是几个不同的因果机制引起了危机,而另一些理论家则认为是一个或只有一个原因引发了危机”。(参见PAUL A: Attewell,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since the Sixties: A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alysis,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44)

消费不足论最初是由活动革命家罗莎·卢森堡在批判比例失调论时加以明确表述的。她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在于其不断增加的剩余价值量,这种发展建立在吸纳那些能够确保自身存在的条件上。这决定了它将强迫这一制度外的消费者,即一切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阶级转变为新增的消费力,这种对非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的强制性开拓终将导致全社会消费力达到极限,摧毁了发达国家迫切需要的出路以致引发消费不足的危机。为解释资本主义的侵略性、寻找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根源,她从“消费不足”的角度进行解释,因此危机理论也就和帝国主义理论联系了起来。保罗·斯威齐继卢森堡之后进一步发展了消费不足危机理论的思想线索,详细制定了一个系统的消费不足的危机理论。他在1942年发表的《资本主义发展论》一书中,将经济危机划分为因利润率下降而形成的危机和剩余价值实现困难导致的危机。斯威齐对流行的比例失调论观点提出了挑战,认为它不能作为对“实现的危机”的主要解释,其“理论的内在价值不高”,是个“死问题”。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才是消费不足论面临的主要挑战,他在表示自己并非要否定这个趋势的存在和重要性之后,也以曲折的方式对用利润率下降去解释经济危机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在此基础上论证和发展了马克思思想中以资本积累为动因的消费不足危机理论。在斯威齐看来,与资本积累相联系的消费不足论不仅包容利润率下降的因素,还体现了比例失调,“可以把散见于《资本论》各卷而看似不同的马克思的种种言论统一起来”,更重要的是能够“避免马克思主义者们各执经典一词而产生的混乱”[2]。作为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斯威齐关于消费不足理论的分析,在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之后几十年的研究定下了基调。一时间,消费不足问题“成为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3]

回顾历史,比例失调论是推动第二国际的争论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的理论代表人物主要有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鲁道夫·希法亭。杜冈和希法亭等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的无组织状态和比例失调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杜冈是俄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经历了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批评者的转变。他指责马克思为“西斯蒙第主义”,由于他较早研究了工业危机这一重要经济学课题,比例失调论便在社会主义者中广为流传。杜冈坚持用“比例失调论”解释资本主义危机产生的原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中,纵然个别工厂是井然有序、科学地组织生产,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危机。货币资本在创造新的固定资本时表现出的周期性决定了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杜冈也被看作是现代经济危机周期理论研究的开创者,他指出了周期性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伴侣”,将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绑定在一起。但有趣的是,通过证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有不断调整和改良的可能,他认为资本主义正在逐步克服无政府状态带来的比例失调,这样他便否认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比例失调会使危机愈加严重的看法。在杜冈以马克思主义批评者的姿态提出其论点之后,德国又一次出现了比例失调危机理论,这次是在希法亭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著作——《金融资本》中。希法亭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重申了杜冈对消费不足论的批评,承认“消费的扩张”和“利润的实现”之间存在矛盾,将消费不足解释成比例失调的一种形式、一个特例。

随着滞涨的出现和危机的深化,马克思主义学派对危机理论的研究和讨论又出现了新的高潮。围绕利润率下降趋势展开的讨论变得广泛而激烈。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有经济学家主张用利润率下降规律解释危机。但利润率下降危机理论的经典表述是由亨里克·格罗斯曼在1929年做出的,他第一次把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作为危机理论的核心,也因此被安瓦尔·谢克称为第一个让关于危机的讨论“从消费不足理论和比例失调理论中摆脱出来”[4]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从逻辑上和政治上对前述两类理论进行了严厉批判,强调了利润率下降规律在危机理论里的中心地位。他认为,随着利润率下降,利润总额的增长也会随之下降,并最终停滞。当新的投资不再产生额外利润时,投资就会减少,危机就会爆发。随着危机的蔓延,实力较弱、效率较低的资本家将会被淘汰,实力较强的资本家便能够以异常低廉的价格收购这些小资本。随着失业率的上升,工人的地位被削弱了。劳动强度的提高使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趋于下降,因此剥削率提高。所有这些因素又提高了利润率。因此每一次危机本身都为复苏和下一轮繁荣与萧条周期奠定了基础。格罗斯曼从“积累”这一“资本的内在本质”出发,将鲍威尔的再生产图式推导至1935年,认为资本主义积累将由于缺乏剩余价值而难以为继。也就是说,利润率下降将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反作用趋势的存在也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最终走向崩溃的总体方向,但是他强调资本主义体系不会一次性彻底地崩溃,而是会发生一系列一次比一次更为严重的危机,只有当反作用的趋势不再起作用时,才会爆发“最终的危机”。危机的必然性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不意味着它会自动地崩溃,基于自己的革命实践,受列宁的革命学说的影响,他认为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的联合斗争,即无产阶级革命来摧毁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从而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社会主义才能取得胜利,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自我解放。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消费不足持批判态度,更多的经济学家重视并研究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危机理论,把利润率下降问题提到首要地位,比如戴维·耶菲、保罗·马蒂克等,他们传承了格罗斯曼的理论,坚持始终围绕资本积累规律去分析经济危机。他们坚持古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把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作为决定利润率的主要的(或至少是重要的)变量,用利润率下降来说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停滞时期。

上述三大流派之间的论争拉开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帷幕,马克思之后的争论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是单因论占据主流地位。此外,出于对这种单因论解释范式的不满,否定单一因素的理论趋向“渐露头角”:在多因素综合基础上,新的危机理论范式应运而生。比如比利时学者厄尔奈斯特·曼德尔就是多原因解释的先驱和典型代表。他认为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发展趋势的讨论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每一个著作家都试图把这个问题压缩为一个简单的因素。虽然在单一原因的危机解释中都包含着危机理论的正确的因素,但“任何一种单一因素的假设,作为一种动力的总额,都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观念相对立的,在这种动力总额中,为了产生任何一种特殊结果,所有发展基本规律的相互作用都是必要的”[5]。因此,“对资本主义危机进行的多原因解释,而不是任何单一原因解释,才符合马克思自己的信念”[6]。他试图把不同类型的危机理论结合起来,“三种危机理论需要彼此整合在一起,才能构筑一个正确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6]。于是,他将观点建立在一种把危机的爆发并不归因于任何一种单一因果因素的危机理论的基础之上。无独有偶,埃里克·欧林·赖特也试图在一种方法论的基础上综合各种危机理论,提出了经济危机历史阶段论。他认为在一个更大的历史框架内,不同的经济危机理论存在并适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所以他力图将各种危机理论整合进一个基本的逻辑和时间框架中。赖特把不同类型的危机理论用于对资本主义发展不同阶段的危机解释启示我们,研究危机时,不要急于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作出迅速的判决,而应该反思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如何以具体的方式呈现出来。当然,这种思路下对各种危机理论流派的分析,也存在力图用理论去“适应他将各种经济危机理论历史化的框架”的弊端[6]1266

从单一因素的分析到多因素的综合分析,结束了单一因素解释的来回转换。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领域的强调,从资本主义所有历史阶段出发分析危机问题,多因论由此拓宽了危机理论的视野。自此,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已经很难再回到原来单因论的分析模式了。在这种变化中,应该看到:围绕马克思经济危机论展开的争论,似乎始终无法在梳理马克思后继者之争中得到解决。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中去,对解决这一问题是有所助益的。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发展的语境化追寻

危机理论从来都不满足于描述危机的现象,而致力于探究危机的原因,各种不同类型的危机理论因此“你方唱罢我登场”。可是,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史上,“一直主导着马克思主义的比例失调、消费不足和利润率下降几种危机理论之间的争论,实在是喧兵夺主”[7]303,“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也因此显得格外重要。不可忽视的是,关于马克思的研究总是与马克思著作的出版历史相互关联。

马克思各种经济学手稿和材料的相继出版,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让理解危机理论在马克思本人著作中的地位变得更加迫切。克拉克指出:“随着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的笔记以及1857至1863年间手稿的相继出版……我们第一次能够从1844年马克思初次接触政治经济学开始,一直到《资本论》的出版,全程追索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发展,并将他对危机理论的探索置于其完整的语境中进行研究。”[7]10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欧特别盛行的一种解读马克思的方式是以他的早期著作为导向,主要依靠1932年首次出版的经济和哲学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39年至1941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苏联首次发表后,又于20世纪70年代初被译为英文,此后,人们对马克思“成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兴趣日益浓厚。1990年代德文和日文《资本论》的一部分与MEGA2版的进展密切相关,特别是与1992-1993年出版的马克思所谓《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密切相关。

①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出版经历了从片段到全文的过程,考茨基于1903年在德国《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导言》部分,1904年发表了《巴师夏和凯里》的片段。20世纪30年代,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用俄文和德文出版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重要部分。1939-1941年,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经过整理后将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名出版。至此,该手稿全部问世。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才真正开始在德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中文以及日文等语境中成为学术探讨的热点。

马克思关于危机问题的论述好比是多棱镜,透过这一多棱镜,以整体的眼光看待马克思的著作,展现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视角。1978年,伊藤诚的《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形成》发表在《科学与社会》杂志上。他宣称从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资本论章节”中可以发现,马克思在危机问题的研究上试图沿袭和发展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的危机理论,强调消费的障碍和价值循环的障碍的否定方面,即依据消费不足型商品过剩理论来解释危机,强调最终的产品在直接的和最终的消费上遇到界限。但马克思的资本过剩危机理论在这里远远没有完成。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一方面,马克思部分保留着用消费不足型的观点来解释危机的必然性,继续强调生产过剩是从劳动者不可能消费多于平均生活必需品中产生的,即消费落后与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另一方面,马克思更强调用比例失调来解释经济危机,这表明他考察的进程已经“进入了资本中的内部横向关系”[8]85,开始深入到资本内部寻找危机的原因,力求发现来自资本主义自身再生产内部的资本主义桎梏。然而,直到《资本论》出版之前,在对危机的理解上,马克思仍然着重于强调直接生产外部的流通过程的实现困难,深入生产过程内部进行考察的思路并没有得到什么发展。这一时期的危机理论因而也被伊藤诚称作“商品过剩的危机理论”。从流通过程寻求资本的困难是这一理论的基本弱点。与此不同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力图发展“资本过剩的危机理论”以完善周期危机的逻辑必然性。马克思转到生产领域考察危机,对危机的不可避免性的说明主要借助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利润率下降,伊藤诚将由此引起的危机概括为“资本过剩的危机”,这种危机是资本过剩的表现。《资本论》中的这一理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如何通过生产和流通过程的运动,归根结底在于资本自身[8]90。“总之,《资本论》中,资本过剩的危机理论依然是不完整的,但描述的基本点通过积累理论、利润理论和信用体系已指出了……马克思危机理论的主要方面是完整的。”[8]100

1994年,克拉克的《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一书出版,他在开篇就提出,自己写作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介绍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因为这方面的二次文献已相当全面,尽管理论本身也不太成熟,令人抱憾。其“主要目的是将马克思关于危机的论述置于它们原来出现的语境中,探讨应该如何理解危机理论在马克思本人著作中的地位”[7]10。为回答“有没有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他首先罗列和述评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危机理论,接着从经济思想演变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关于危机的论述,对马克思危机理论发展史进行了整理与分期,可以说是比较全面地概括了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诚然,在解决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争论中,探寻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发展的“历史路标”不失为一种好办法。但是,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什么,研究者们仁者见仁。克拉克认为危机理论应以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不稳定性为己任。他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应该止步于“解释这一次或那一次危机的特定原因”,“将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解释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趋势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才是理论真正的任务”[7]3。类似地,多布概括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合理内核,指出危机理论的研究重点在于对资本主义积累及其运动机制的分析,是动态的研究。乌尔夫认为如果在危机理论争论中大量的精力投错了方向,就会忽视了真正重要的问题。他提出,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时,哪一种理论最好地反映了马克思最初的设想并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需要认识到所有的理论分支都源自马克思对积累过程的分析,资本积累过程是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的内在的矛盾过程。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更为重要的任务是分析危机在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最终改变工人阶级自己中发挥的作用。

三、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多维度解剖

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任务从来都不是“照搬马克思的文本,而是延伸、修正和改编这些文本,以便处理我们这个时代的难题”[1]11。马克思之后,以服务于当时的革命运动为目的,为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灭亡的必然性,预测革命运动的发展趋势,列宁十分注重解释和捍卫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相比于卢森堡强调消费不足、希法亭强调比例失调的解释,列宁从本质上看到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危机的根源。由于消费不足论和比例失调论针锋相对,它们都试图以否定对方作为肯定自己科学性的前提。列宁表示,“危机是由现代经济制度中的另一个更为深刻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引起的”[9]。在列宁看来,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解释危机应该服从于从生产社会化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应当说,列宁的上述观点产生了深远影响,为许多国家的学者所接受。列宁由此也定下了基调,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去理解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成为一个“标准路径”。但应当指出的是,不断变动的经济社会实践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写作时期的时空背景并不完全相同。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越来越庞杂,僵硬地重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能对现实层面上不同形式危机的发生机制作出细致而深刻的理解。

当代资本主义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金融领域,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高度发达的时代背景下,以美国为中心迅速向外传导。此次危机与历史上的数次危机相比,具有若干新特点:不同于首先爆发于实体经济领域的传统经济危机,这场经济危机发端于虚拟经济领域——金融领域[10];不同于表现为商品过剩、资本过剩、消费不足的传统经济危机,2008年的危机却因“过度消费、负债消费”带来信用链断裂而起;再者,受金融传导机制和经济全球化机制的影响,此次危机给世界各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也是传统经济危机不能比拟的,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危机”[11]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也因此遭遇了“危机”,面对新的现实考量,如何在上述变化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作出解释成为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重要问题。它该何去何从?于是,当经济全球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到全球范围的同时,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学者们试图从金融维度、空间维度和生态维度等多个领域对马克思未能涉及的这一问题做出回答。”[12]134

首先,面对垄断资本金融化的新发展,以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为代表的美国垄断资本学派着重从金融维度围绕资本积累方式对危机进行了现代阐释。他们的重要理论贡献在于把金融的全球化与对新帝国主义的分析勾连起来,指出金融全球化有利于垄断寡头地位的巩固和强化,发达国家由此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其次,大卫·哈维提出的“时间-空间修复”理论,将地理空间维度作为一个切入点,重视资本积累、经济危机等与空间结构的关系,关注资本主义内部的长期趋势,指出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危机的解决依赖于周期性的空间结构调整,“资本的生态系统”的时空规模已由局部扩展至全球。这对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作出了重新阐释,有利于拓展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视野,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种有益尝试。最后,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生态领域的表现,其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詹姆斯·奥康纳提出的“双重危机”理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反映了资本主义固有的走向实现维度的危机,即由生产过剩趋势导致的经济危机。而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生产条件(劳动力是“生产的个人条件”,基础设施、公共交通等是“社会生产的公共的、一般性的条件”,作为生活资料的自然财富与作为劳动工具的自然财富等是“外在的物质条件”)三者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结果是剩余价值的生产难以为继,不仅导致生产不足的经济危机,还会因成本外化的加强而引致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不仅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的矛盾,还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其研究视域的拓展,“从以社会关系的内部因素为终结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机制,拓展到以外部环境为中介来考察”[12]169

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时代化是研究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过程中的学术自觉,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作金融、空间、生态、哲学等维度的拓展,丰富了马克思危机理论的解读式样,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好的致敬与献礼。

四、我国学界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与前瞻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经历了“注经式研究”(1949-1978年)、“阐发式研究”(1978年-20世纪末)、“发展式研究”(21世纪以来)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研究以经典的注释性为主,客观上表现出僵化性、封闭性的特点。僵化性主要体现在对危机成因的解释比较僵化,基本遵循“一对基本矛盾、两对具体矛盾”的解释路径,忽视了马克思本人关于经济危机论述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封闭性主要体现为这一阶段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新动向的讳莫如深。第二阶段由于解放思想的缘故,逐渐从研究的教条主义与本本主义里解放出来,开始结合现实问题进行阐发。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孕育着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摒除意识形态偏见后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重新探讨,让学界从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教条主义与错误理解中解放出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波动,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开始为人们所重视,逐渐形成了一个研究热点。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讨论的译介和研究上,经历了由简单排斥到逐步引进的转变。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不断拓展,进入“发展式研究”阶段。前两个时期的研究在解释经济危机的原因上,僵化地重申“一对基本矛盾,两对具体矛盾”的解释模式,灵活性不够,没有并且也不能较好地应对西方经济学的冲击。由于意识到这个问题,进入21世纪,特别是面对2008年经济危机的冲击,学界的研究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转向,不仅直面前沿问题,而且也积极展开与其他学科、国外学界的对话与交流。

① 将其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和它固有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又表现为资本主义各个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这两对具体矛盾。这一表述成为教科书的经典模式始于列宁,列宁关于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的分析,更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的原因,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列宁的这一分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社会主义各国学者们一直遵循的正统危机理论。

② 这一时期更多的学者们开始介绍国外学者的研究,包括理查德·沃尔夫对马克思危机理论结构与涵义的研究、阿特维尔对危机理论史的研究、伊藤诚关于欧美马克思积累与危机理论研究的新进展的介绍、伊藤诚对有关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展开的争论的介绍、高木彰对建立危机体系方法论问题的探讨、西蒙·克拉克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危机理论发展的评述、莱博维茨关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中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讨论,以及积累的社会结构危机观点等。

回望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七十年研究历程,早期学者筚路蓝缕之功不可埋没,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成绩,当代学者更应提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学术自觉。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既有研究,已经积累了比较深厚的基础,这为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研究打下了基础,提供了条件,而相关研究存在的薄弱环节与不足之处,也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拓展留下了空间。

第一,坚持“一论二史”的研究思路,将对危机史和危机理论史的研究汇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探索的洪流之中。“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13],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本质也决定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和经济危机史的研究应该互为表里,只有理解经济危机的历史演变,才能更好地理解对危机作出回应的理论尝试。不仅如此,对于经济危机理论来说,经济危机思想史的回顾也应当成为经济危机理论发展创新的重要支撑。长久以来,学界对“二史”,即经济危机史和经济危机思想史的研究相对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史的专门研究仍然可以更加细致,譬如基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详细分析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演进规律,更加系统地阐述马克思各个时期的经济危机思想,结合经济危机史考察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线索,在梳理危机理论史的过程中深入对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经济危机理论的多样性的研究等,从更大时间跨度上把握资本主义发展,避免用一种不变的框框去套现实资本主义,以史为鉴,更好地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性与阶段性,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14],寻找关于资本主义命运更具说服力的探讨路径。

③ 借鉴顾海良《“一论二史”: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学理依循》一文中的提法,本文中的“一论二史”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危机史与危机理论史。

④ 应当指出,杨健生《经济危机理论的演变》(2008)、顾海良主编的《百年论争》(2015)、胡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史研究》(2018)等著作的出版,填补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思想史研究的空白,胡乐明、杨静《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历史与理论》(2018)围绕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两条主线展开,在史论结合上做出了有益探索,系统梳理与体系构建有助于厘清学术脉络,但目前关于经济危机史的研究仍相对不够。

第二,更好地处理理论与现实的关系,让理论照进现实,用现实发展理论。这里起码应该有用理论解释现实、指导现实,用现实发展理论三层含义,三者其实是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的,并没有明确界限。其一,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众多方面来看,当代资本主义的确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5],这要求我们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去理解现实,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对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其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目的不仅是对理论本身进行梳理和阐释,更重要的是为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提供理论指导。纵观已有的研究,谈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意义的多,而深入研究如何用这一理论指导现实,将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相对较少。梳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形成、内容、意义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将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用现实去发展理论。其三,倘若将马克思主义看成是药铺,对于各种社会现象的分析,都妄图从经典著作中去寻找现成的结论,以为只需到里面拿取医治社会的药方就万事大吉了的话,马克思主义必将停滞不前,被时代所抛弃。马克思对经济危机问题的具体表述是“历史文献”,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不应该只有一副“面孔”,而应该是不断发展的理论,理应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与更新,唯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新形势、解决新问题、拿出新方案,才能推动新的理论形态的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16],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更应该于中国的语境里谈论和研究,创造性地运用经典著作中的逻辑,在分析中国现实经济方面有所作为,强化中国问题意识,“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17],为我国经济改革和建设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

第三,拓展学术视野,推动学术争鸣。马克思、恩格斯是在批判中建构理论的,他们在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更是如此,正所谓“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18]。它体现着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是后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讨论认为不够正统、未加重视,系统性介绍也比较少。新时代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不仅要更加拓展对国外学者的关注视野,及时追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学者们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应该努力借鉴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在介绍、评述与讨论中更深刻地理解国外学者们对资本主义所做出的批评或辩护,并跳出理论深入认识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的当代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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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Kinds of Logic in the Study of Marx's Theory of Economic Crisis: On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Study of China
TIAN Xi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Understanding Marx's economic crisis theory correctly i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economic crisis theory. There are three ways in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Marx's theory of economic crisis: the first is the explanation of etiology, that is, the interpretation path in the dispute between single-cause theory and multi-cause theory; The second is the deep descrip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 that is, to restore the contextual path of Marx's own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The third is to dissect from many fields, that is, to expand the dimension of understanding Marx's theory of economic crisis. The exploration of "what is Marx's theory of economic crisis" paves the way of debate, which leads to the retrospect of "how to develop Marx's theory of economic crisis", which is vertically beneficial to the deepening of Marx's theory of economic crisis. But more importantly, it asks "where should Marx's theory of economic crisis go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which provides inspiration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our country.
Keywords: Marx    economic crisis theory    logic    research prosp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