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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Vol. 32 Issue (3): 134-140  DOI: 10.3969/j.issn.1673-8268.2020.0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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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峰。马华文学的“根”主题与精神世界[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2(3): 134-140. DOI: 10.3969/j.issn.1673-8268.2020.03.016. [复制中文]
WANG Xiaofeng. The "Root" Theme and Spiritual World of Chinese Malaysian Literature[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0, 32(3): 134-140. DOI: 10.3969/j.issn.1673-8268.2020.03.016. [复制英文]

作者简介

王晓峰(1992-),女,北京人,硕士,主要从事马来亚语言研究。

文章历史

收稿日期: 2019-03-01
马华文学的“根”主题与精神世界
王晓峰     
天津外国语大学 亚非学院,天津 300204
摘要:马华文学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文学界的一个重要流派。马华文学的诞生和发展与中国大陆近现代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重大事件有明显的关联性,是中华民族精神在华人世界里的情感体验,具有离散文学的特点,寻根意识强烈。它书写了华人的生活遭遇,表达了难以割舍的中国元素和情怀及难以忘却的中国记忆,揭示了老一代华族对大陆故乡的集体情愫、新生代华人落地生根的现实选择以及华人被边缘化时的失根苦痛,反映了漂泊移民者主体身份认同的焦虑不安,体现了落地生根的希翼与失根的痛苦。新生代马华文学作家远赴欧美国家求学、工作,面临着再移民的窘迫,身份与文化皆已从单一变为多元,其作品自然地反映了华人漂泊者内心深处的无奈和哀伤。
关键词马华文学    文化认同    海外华人    中国记忆    

随着文学研究的国际化,马华文学逐渐进入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视野。关于马华文学的研究,从作为马华文学拓荒者的方修先生,到晚近时期重写文学史的著名学者黄锦树、张锦忠、林建国等,多位学者对马华文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马华文学是从中国新文学离散到南洋,在星马文化的环境下蔓延滋生、逐步增强的文学样式。漂泊异乡,身为异客。漂泊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华人,有着特殊的集体经历、情感、记忆和表达。故土难忘,故乡对于老一代马来亚华人来说,有着丰富的臆想空间。有研究者概括了新移民文学的特征:“以中国本土文学创作态势作为参照,我们会发现,处于多重文化交织中的新移民文学,既具有流散文学特有的某种属性,如主体身份的焦虑、潜在的寻根意愿等,又体现出对人类生存新途径和生活新经验的积极探求。”[2]此论,也可以运用到对马华文学的研究中。马新华人具有强烈的或潜在的寻根意愿,具有空间难以割断的中国元素和情怀,具有时间难以抹掉的中国记忆。本文研究马华文学的“根”主题,旨在揭示马华文学反映的老一代华族对大陆故乡的集体情愫、新生代华人落地生根的现实选择以及华人被边缘化的失根苦痛。

一、寻根大陆:老一代华族对故乡的集体情愫

马华文学的发展与中国大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关研究者较为普遍地认为,马华文学的诞生与中国的五四运动休戚相关,是五四精神在马来亚的传承。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是一场提倡新文学和新思想的运动,不仅狂飙般地席卷中华大地,而且余波荡漾马来亚,型塑了马来亚华人文学的表现样式和内涵。马华文学研究专家方修先生认为,马华文学是在接受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之后,在星马地区婆罗洲一带发展起来的。第一篇马来亚华文报章上的白话文出现在1919年。那时,华文文学作者基本上是来自于中国南方的文化人,属于第一代到马来亚的中国移民,他们关注的是中国的命运,马华文学也多以中国社会为写作背景。所以有学者指出,那时期马来亚的华文文学实际上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下南洋的中国作家郁达夫在1939年主编《星洲日报》副刊《晨星》时,就认为马华的文艺是中国新文艺运动的一个细小支流。他的观点代表了当时留居马来亚的中国文化人的普遍看法。因而,也有人称马来亚的华文文学为“侨民文学”。在《马华新文学史稿》的绪言中,方修先生也指出:“马华的新文学,是承接着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余波而滥觞起来的。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约在一九一九年。它在形式上是采用语体文以为表情达意的工具,在内容上是一种崇尚科学、民主,反对封建、侵略的社会思想的传播。当时,马来亚华人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受了这一阵波澜壮阔的新思潮的震撼,也就发出了反响,开始了新文学的创作。”[3]

① 但关于这时候的文学是否可以归为真正意义上的马华文学,也存在着争论。

初创期的马华文学,形式上表现出新旧混杂以及文言白话交替的特点,导致“文白共存”的特殊存在,内容上大多是写华人的海外生活或者对大陆生活场景的描述。这是由于当时侨民还未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生活,侨民意识较浓厚。尽管后来马来亚华人经历了从侨民思想到本土国民认同的转变,马华文学日渐在中国文化中增加了南洋华人的本地意识,但承载儿时记忆的大陆故乡故土,仍是老一代马华文学作品难以磨灭的主题。

生于马来西亚,后入籍并定居于新加坡的李如玉,通过小说《无根的云》里的主人公林伟平博士,表达了寻根与回归的困境。漂浮不定的云,契合了身为异乡客的华人居无定所的感觉。林伟平无法抗拒身处异地的孤独与寂寞,患有强烈的思乡病,给孩子取名“念祖、念华”,反映了华人思念祖国的真实情怀。因为创作了三部“大河小说”而小有名气的马华作家茅芭,因仰慕中国著名作家茅盾和巴金而取此笔名,生动又典型地体现了包括茅芭在内的老一代马华文学作家具有的浓郁中国情结。

祖籍闽南的黄锦树,是马华文学作家群的优秀代表。闽南的语言、风俗、宗教信仰,闽南人尤其是闽南妇女具有的令人称道的良好品德,浸润着作家的灵魂和情感,并通过艺术的手法典型地呈现在他的文学作品里,表现之一就是对闽南语的熟练使用。在小说《梦与猪与黎明》里,伊(母亲)为孩子阿兴借钱筹学费时说了大量的闽南话(见着重号标注):

到一户人家门前,阿兴嘴甜地准确判断那是排行第几的姑或姨舅或婶。主人笑着捧上热咖啡或美禄,相互寒暄。下雨啦?哈哈! 怎么有闲来看咱啊?哈哈——阿兴毕业了没?哦哦——阿呢款啊——备读大学?好啊好啊,成绩那么好不读可惜——我仔拢唔读册甘愿做芭艰苦出头——哦?好好,咱虽没钱三几百总是拿得出,免客气免客气[4]

用于指代“他”“她”“它”第三人称的“伊”在他的小说里被大量使用。“伊”是典型的闽南语,是一个保留了古汉语风韵的词汇。在黄锦树的小说中,“伊”指代在不同境遇中善良、勤劳、富有奉献精神的母亲形象:在《落雨的小镇》中,“伊”是因女儿离家出走而心急如焚的母亲;在《梦与猪与黎明》中,“伊”是辛勤操劳、疼爱子女的母亲;在《错误》中,“伊”是痴守家园等待已去世儿子归来的母亲。这种现象,当然可以用世界文学历史上各个国家的作家固有的“母亲情结”来解释,但在以黄锦树为代表的华人那里,这既是闽南移民的情感写照,又是整个海外移民恋土恋母情感的真实流露,是超越个体体验的族群共享的集体意识。

身居海外但心怀乡恋,必然生发出马来亚华人内心的离散体验和身份紧张。老一代移民因眷恋故土和家乡亲人,衣锦还乡、落叶归根的情愫很浓。“想到中国家乡走走的念头不是没有,这是从前到南洋来的先辈们,心中隐伏着的共同愿望,杜竹标(作品的主人公——笔者注)当然也不能例外。尤其是那些在那里还有亲人的,这份感情更是浓烈,纵然是远隔千山万水,也割舍不了。”[5]这很直白地表达了第一代移民的集体乡愁。抗日战争时期,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甚至是已成名的作家,如郁达夫、胡愈之、杨骚等人,先后逗留在马来亚地区,深入华侨社会,宣传抗日、民族独立思想,积极创办报刊杂志,组织文艺社团活动,使得马华文坛声势大振。战争造成的兵荒马乱境况,更容易激起远离故土的人们的乡愁。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入侵东南亚并统治了马来亚三年零八个月。郁达夫彼时正侨居南洋,虽然满目异国的山水景观,心里涌动着的却是故国情怀,脑海里存储的却是中国记忆,“仅从文章篇名就可以看出一个中国作家的政治立场和民族感情:《纪念九一八》《八一三抗战两周年纪念》《第二期抗战的成果》《抗战两周年敌我的文化演变》《抗战现阶段的诸问题》《滇缅路重开与我抗建的步骤》《粤桂的胜利》《今年的“三二九”纪念日》《华北捷讯与敌阀之孤注》等等”[6]。国共内战时期来到马新地区的一些作家,继续文艺创作,如马宁、夏衍等,他们的作品中也时常流露出怀念故土的情怀。

二、落地生根:新生代马华文学的现实选择

新生代的马新移民与老一代移民的故土情感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马来亚独立时期的马华文学逐渐融入本土,由富有“中国化”的色彩转向富有“本土化”的风格。

马来亚受到日军侵占后,报刊数量和篇幅缩减,副刊也多数停版。然而经过三年多的与本土人民肩并肩的战斗,华人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逐渐对浴血保卫的海外家园产生了感情。原本只是打算到马来亚地区短时谋生的华人,产生了希望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的想法。抗日战争时期,文坛上活跃的作家把拯救中国和保卫马来亚联系在一起,文学题材也出现了转变。战后,作家们开始关注当地生活,赞美当地的风土人情,本地意识开始显现。1948年,马华文坛发生的关于“侨民文艺”与“马华文艺”的论争,既是马华文学内部的“中国化”理念和“本土化”理念的冲突,也是主张马华文学独特性的“马华派”和把马华文学视为中国文学附庸地位的“中国派”之间的论争,反映了马华文学转型交替期的思想状况。作家、政治活动家陈树英强调马华作家应摆脱“身居海外,心切中原”的思维,要时刻关怀马华作家们所在国人民的疾苦,写出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他的作品《督央央和他的部落》《烽火中的牙拉顶》《甘榜勿隆》等中篇,书写了华族、阿沙族和马来族人民联合反抗英殖民统治者而壮烈牺牲的故事。这次讨论,确立了马华文学的马来亚本土意识,开启了马华文学本土化的新征程。马来亚作家的本地意识逐渐加深,他们意识到应多关心本地发展,多创作以本地为背景题材的作品。为此,作家们利用尚存的报纸杂志,书写了华人社会底层小人物与本地各族人民共同的苦难和力求变革的希望。

新中国成立后,英国殖民当局加强了意识形态管控,全面禁止中国大陆的书籍进口,以防止共产主义思想在华人社会的传播。1948年,胡愈之等中国作家相继回国,爱国华侨陈嘉庚也于1949年6月回到中国大陆;华人办的《民声报》和《战友报》被查封,《南侨日报》《南侨晚报》及槟城的《现代日报》也被查封。马来亚地区马华文艺活动进入暂时的消沉期。

1957年,马来亚宣布独立。大部分留下来的马华作家成了这个新兴国家的公民,他们爱国的指向从中国大陆转移到马来亚,从此,“国家”和“文化”正式分家,但马华文学并没有完全沉寂下去。在华文教育的推动下,马华文学凭借中学教科书这个平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独立后的马来亚政府,先后发布了《华文中学华文课程标准》和《国民型中学实用华文课程纲要》,以培养学生阅读中国文学的兴趣和掌握书写白话文的能力。大量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被选为马来亚的中学教材,“根据统计,从50年代末到90年代大约40年的时间内,马来西亚中学华文课本采用了170位现代文学作家300多篇的作品。其中最为流行,广为各中学(包括国中和独中)所采用的华文课本是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华文》。选用的白话文散文和诗歌计有107篇,作者56位,包括包公毅、冰心、蔡元培、陈衡哲、陈兼善、陈纪莹、陈之藩、陈醉云、丁西林、董作宾、丰子恺、甘绩瑞、顾颉刚、胡适、老舍、梁启超、林良、刘大白、吕梦周、罗家伦、朱光潜、朱湘、朱自清、宗白华等。这些作者几乎涵盖五四时期重要的作家了。”[7]

即便如此,在马来亚独立后,本地出生的马华文学作家受到的大都还是当地的华文教育,由此,马来亚的马华文学作品大都以马来亚为背景,“国”已不再是中国。这时的马华作家大都有了马来亚的公民权和身份,确定了马华文学本地化的取向。在老一代马华人心目中,“故乡”是指他们的出生地中国,故乡情感浓烈,而出生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新一代华人心目中的“故乡”是指出生地所在国,而中国仅是一种虚化的淡淡的具有神秘色彩的远方的渺茫情牵,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对于那些出生于东南亚、成长在东南亚的第二代、第三代华人而言,所在国理所当然的就是他们的祖国,是他们所依恋、所思念的故土与故乡。浓稠的本土情结,构成东南亚华人新的集体性记忆。”[8]黄叶时的小说《锦绣山庄》,揭示了两代华人对中国大陆的不同情感。老一代魂牵梦绕的故乡,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是那样的模糊和陌生,只具有简单符号的意味。华人家庭尽管延续着大陆时的传统习俗,但年轻一代的华人已缺少对故乡的刻骨铭心的情感了:“唐山,这名字,是留着泥土味,在上一代的记忆中是缅怀的,对水香(小说的主人公——笔者注)来说又是陌生和渺茫。”[9]

尽管经历了马来亚与新加坡、沙巴和沙捞越合并成为马来西亚联邦以及新加坡脱离联邦独立成一个国家等重大事件,但这并没有影响马华文学中的本地意识取向。新加坡独立后,马新两国均朝着自主进步的目标前进。华族逐渐在居住国获得定居权,生活有了保障,年轻一代成为居住国之一员,有了“落地生根”的本土情怀,身份认同也转向居住国。华人一旦成为马来或新加坡的公民,在政治上法律上被要求必须效忠于入籍国。新中国政府与东南亚国家之间,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解决了海外华人的双重国籍问题,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侨胞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利益可选择加入何国国籍。华裔公民究竟以哪种方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保留中华传统文化,取决于华裔人士所在国的政治环境和华裔公民的个人意愿。在新生代马新的华裔心目中,马新是自己的国家,所书写的也是以马新社会为背景的马新华人的心态。《阿公七十岁》借助小说主人公第二代华族人阿公之口,表达了对出生地的情感:

我们是道道地地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的国民。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拓荒及努力耕耘,以橡胶的乳汁换取生活费;采锡米、种油棕维持生计。所以,我们对这块国土有很浓厚不能移的乡情。我们爱这块土地,我们从未想过要离开这里;我们对国家的效忠是不容受到质疑的![10]

阿公代表的这代华人,在情感上已经融入了所在国。在当代著名的马华文学作家马仑的笔下,往往以超越种族的大爱,处理共居于一地的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的情感纠葛,传递和谐友善精神。小说《铁道上的火花》讲述了马来西亚国家印裔和华裔青年相恋的故事,号召人们抛开族群成见,让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啊,异族通婚所遭遇的困难比较多,因为双方都必须要破除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不同的思想信仰所造成的种种障碍。要是缺少深厚的爱情和谅解的心情,以及充分的了解作为基础的话,异族男女的恋爱是很难成功的。”[11]这是诉说异族恋的艰难,其中也体现了华人与其他族群的人们友好融入本土国的愿望。

马来西亚华裔女作家张依苹,属于马来亚华裔的二代居民。在短篇故事集《哭泣的雨林》里,描述了第一次到北京的感受:“坐进车子,心情雀跃起来,想象着长城、想着熊猫、想着巩俐,嘿!中国,我来了!”[12]84她在另一篇文章里表达了首次回到福州时的感受:“我不曾来过这里,我又仿佛出自此地,思绪在亲切和生涩之间踱步……”[12]58第一次回中国大陆,第一次回父亲的家,欣喜、激动,但这是一个与中国有特殊感情的外国人的感受,已不同于父亲那一代人的感受了。张依苹发现,爸爸的脸与福州老家的人们“居然十分和谐地形成一幅完整的画面”[12]60。而我们从她的描述中,感受到她对中国北京,对父亲家乡有兴奋感、新奇感,产生了对中国风物的眷恋,但缺少父亲那种刻骨铭心、魂牵梦绕的情感。中国对她来说已经不是生养于此的“祖国”了,只是“祖母国”或“父亲国”。对中国的感情,也仅是一个长期居住国外且成为外国人的女儿对父亲的爱、折射到中国大陆风物之上化成的情感。

三、失根苦痛:马华文学的新体验

华人融入马来本土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因马来人是土著族群,自建国以来,他们就是执政者,是国家的主导者,国家政策也偏向于马来族群,而华族则被视为外来者。华人是马来亚土族居民外的第一大族群,对马来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他们已将居住国当作了自己永久的家园,但华人在马来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与他们对本地所做的贡献并不相称。他们被当作“外国人”,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特别是居住国发生动乱或与中国大陆的政治关系出现波折时,华人总是首当其冲。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严重的排华风潮,让华人身受其害。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围绕华裔公民的政治效忠和文化归属问题发生的政治辩论、政策平衡、文化冲突,可谓旷日持久。马来西亚宪法坚持“马来人优先”的原则,维护马来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特权。受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新加坡领导人特别警惕共产党国家在东南亚地区的宣传,担心新加坡成为“海外中国”或“第三中国”。华人教育面临挤压,华裔子弟上大学的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不少马来华人不得不转去欧洲求学和工作。

文学是时代的镜子,马华文学必然会对华人被排斥和边缘化的处境感同身受。马华文学作家曾沛在《阿公七十岁》一书中表达了对政府排挤华族政策的不满,主人公是第二代华族阿公。他的确爱居住国,但已经无法动摇到国外谋生的第三代华族的决心,为此老人家十分痛心、无奈。马华文学作家林秋霞在《缺月》一书中,通过林安安之口表达了华校生的伤楚,倾诉了身份认同的不公平:

我爱国家,可是国家爱我吗?在老家同在美国又有什么不同; 我们是华人,可是我们不讲华语; 年年推广讲华语运动,可是受高深华文教育的高官却宁可用不流利的英语来同选民沟通; 唯一的华文民办大学被关闭了,……是一个华族凝聚力的国家却本末倒置,等到人们个个心灰意冷了才力挽狂澜,还来得及吗?[13]

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国家认同呈现多元化趋势,而多元化的国家认同又带来了故乡的错位感。美国学者提姆·克瑞斯威尔认为:“游民不仅是头上没有屋顶的人,还是被评价为置身错误地方(城市、乡间、外面、当众)的人。难民不仅是为了逃避迫害而迁徙的人,还是以他们的移置建构出来的人。”[14]164-165“地方是由构成‘社会’的人群造就的,但地方同时也是生产人际关系的关键。”[14]196生活在马新的华人,不少人读书、生活、工作的地点不断地在变,更增加了“没有家园”“流亡”的漂泊感与离乡的愁绪。黄锦树曾描述旅台马华作家的境遇:“无形中默守着房客的伦理,意识到居住在借来的地方,甚至时间也是借来的——移动的中途站。”[15]诗人是敏感的,他们对无处可归的痛苦遭遇反应更强烈。诗人游川曾发出这样的呼喊:

图腾龙族的华裔

原为炎黄子孙

五百年前南来生根落地

以赤诚的血汗

灌溉这片大地

和土地生生息息

至今仍被叫做

移民。[16]154

不少马来亚和新加坡华人作家有到中国港台地区读书、经商、工作的经历,他们的笔下,中国港台地区也是一个带有乡愁的栖息地。这种情感在马华文学作家林幸谦的诗作里也有体现:

离开一座孤岛

被我伪装成,故乡的异国

离我远去

美丽的历史已经颠覆

消失的他者

也是一种乡愁

一种伪装的回归。[17]36

秋天我只身离开岛

意图解构乡愁的密码

却发现破碎不堪

梦的碎片

滑过银河的中心

划破中年。[17]160

我是谁?谁是我?何处是家乡?家乡在何处?这些对于中国大陆留学生来说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却因为长期形成的极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原因而困惑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外的华人留学生。他们希望在马新成为不被歧视的国民,但心理上躲不开“二等公民”的阴影。第三代、第四代华人到欧美求学谋生,永远抹不掉对南亚椰林、橡胶、山芭的记忆和情感。“移”民、“遗”民、“夷”民身份和文化的不确定性,造成第三代、第四代华人的身份与文化皆已从单一变为多元,增加了青年华人的身份困惑与迷茫。由第一代华人的离散者、侨居者到第二代定居者的身份转换,再到第三代华人中出现的再移居者,这些身份的复杂变化都是华人所迫不得已的,其间带有华人身份认同的无奈和悲痛。诗人游川发泄了马来亚华人死后孤魂无所皈依的愤怒和悲凉:

当我死后,诗人

把穿苹果牌的双腿

砍下给美国

穿峇迪T恤的上身

留给马来西亚

穿日本拖鞋的双脚

送去日本

戴知度时手表的左手

砍去给瑞士

握派克笔的右手

给美国

满口英语的嘴巴

割给英国

戴Rodenstock眼镜的双眼

挖去给德国

这样不知算不算

国际化,合不合法

当我死后,诗人

我无主的灵魂

就会这么想。[16]140

生前无地归返,身后成为孤魂,诗人笔下飘泊的无主灵魂,是对现实中马来西亚华人失根苦痛的体验,渗透着无比的哀伤和无奈。

马华文学具有离散文学的特点,寻根意识强烈。远在天边的祖国——中国大陆,是老一辈马华作家心中的圣地,但在新一代马华作家笔下,逐渐成为遥远的模糊的历史性的记忆。脚下的居住国存有偏见的不公平的华族政策,让华人产生了从“落叶归根”的故土情怀到“落地生根”的在地意识的纠结和矛盾。无地归返的窘迫,化为华人漂泊者内心深处的寂寞。马华文学真实反映了漂泊移民者主体身份认同的焦虑不安,体现了他们失根的痛苦与落地生根的希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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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ot" Theme and Spiritual World of Chinese Malaysian Literature
WANG Xiaofeng     
School of Asian and African,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 China
Abstract: Chinese Malaysian literature is an important genre in the literary world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laysian literature is obviously related to the important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vents in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and is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in the overseas Chinese world.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crete literature and strong root seeking consciousness. Chinese Malaysian literature describes the overseas Chinese life experience, expresses the inseparable Chinese elements and feelings, and the unforgettable Chinese memories. It reveals the collective sentiments of the older Chinese generations to the mainland of China, the realistic choice of the new Chinese generations when they settle down in the overseas, and the loss of roots and the pains when the overseas Chinese are being marginalized. It also reflects the anxiety of the identities of the drifting immigrants and the hope and the pains of losing the roots when the Chinese settled down in the overseas.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Malaysian literature writers went to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study and work. They faced the embarrassment of re-immigration. Their identity and culture have changed from single to plural. Their works naturally reflect the helplessness and sorrow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wanderers.
Keywords: Chinese Malaysian literature    cultural identity    overseas Chinese    Chinese memory